2014年12月12日晚，被告人何某、李某共謀盜竊摩托車，并找到被告人古某，要求其駕駛貨車負責將盜得的車輛從重慶市某區(qū)轉移至四川省某市銷贓，并給其一定運費，古某表示同意。2014年12月29日下午，何某、李某先后盜得價值人民幣6555元的電瓶摩托車3輛并藏匿。當晚，古某接到何某電話后，駕車將盜得的3輛電瓶摩托車運至四川省某市銷贓途中被抓獲。

評析

一種意見認為，何某、李某犯盜竊罪，古某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另一種意見認為，何某、李某犯盜竊罪，古某因與何某、李某有事前通謀，應以盜竊罪共犯論處。筆者同意后一種意見，理由如下：

1.行為人主觀有事前通謀。201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了《關于審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該《解釋》第五條規(guī)定：事前與盜竊、搶劫、詐騙、搶奪等犯罪分子通謀，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的，以盜竊、搶劫、詐騙、搶奪等犯罪的共犯論處。本案中，古某雖然只是貪圖運費，但其明知何某、李某實施的是盜竊行為，且并不反對，相互之間形成協助盜竊并轉移贓物的事前通謀，按照新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應當以盜竊共犯論處。

2.行為人客觀上對盜竊的實施具有幫助作用。認定事前通謀者成立共犯，不僅要求其明知基本的犯罪事實，具有一定的犯意聯絡，并且要對犯罪的實施發(fā)揮一定的功能性作用。如果行為人與他人之間只是具有一些協商、溝通行為，但其對于犯罪的實行行為并沒有起到任何的幫助，也不可認定為共犯。本案中，古某與何某、李某之間不僅形成了協助盜竊的“口頭協議”，而且古某客觀上也實施了幫助轉移贓物的實行行為，應當認定為盜竊罪的共犯。

3.以共犯論處有利于打擊犯罪。目前，我國類似“盜轉銷一條龍”的犯罪團伙普遍存在，正是由于幫助轉移和銷贓等行為人與犯罪分子之間形成了相對固定的長期合作關系，強化了犯罪分子的犯意，起到了促進、鼓勵犯罪的作用，因此對事前通謀者按照上游犯罪的共犯論處更有利于打擊犯罪，滿足有效控制犯罪的刑事政策的需要。但也有人認為，這樣做可能會導致罪刑失衡。筆者認為，盡管上游犯罪的法定刑可能高于下游犯罪的法定刑，但我們仍可通過區(qū)分共謀者與實行者之間的主從關系以及在犯罪中發(fā)揮的作用和重要程度不同來加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