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同類對象的打擊錯誤

1、行為人對自己意欲侵害的對象實施了侵害行為。如案例中，被告人李某對其兄實施了以土坯打擊的侵害行為。如果李某本欲打其兄卻將丁某誤認為其兄而傷害的，就不是打擊錯誤而屬于對象錯誤。

2、實際侵害的對象與行為人意欲侵害乃至行為所指向的對象不一致。這一特征包括以下含義：其一，要有實際的侵害結果發(fā)生，如本案中李某造成被害人丁某輕傷的結果;其二，行為人主觀上要有特定的侵害對象，如李某的侵害對象是其兄長，如果沒有特定的侵害對象，則無論實際侵害對象為何均不違背行為人本意，因而打擊錯誤也就無從談起;其三，實際侵害的對象不是行為人意欲侵害的，也不是其行為所直接指向的特定對象，因為如果行為人主觀上雖然有特定的侵害對象，但行為指向的對象并不特定，也不存在打擊錯誤的問題，如果李某采取向其兄所在的人群中扔爆炸物的方法傷害其兄造成他人受傷的結果，就不屬于打擊錯誤。

3、行為人在主觀上不僅不希望而且也沒有放任自己的行為對第三者(實際侵害對象)造成危害。

打擊錯誤與對象錯誤的區(qū)分

(一)以發(fā)生原因為標準

按照傳統(tǒng)定義，所謂打擊錯誤，是指行為人對侵害對象不存在錯誤認識，由于客觀行為致使危害結果出現偏差，因為實害對象與預害對象存在不一致。而對象錯誤是指，行為人對侵害對象出現了錯誤認識，從而使得實害對象偏離預害對象。由此可以看出，二者的異同十分明顯，相同之處在于，客觀階層的“實害對象”都偏離了主觀階層的“預害對象”;不同點在于，打擊錯誤中是客觀因素導致的錯誤，對象錯誤是行為人對侵害對象的認識本身存在錯誤。

二者的簡單區(qū)分，也可以通過兩個經典案例予以說明。案例一：甲欲開槍射殺前方的乙，但由于槍法不準，子彈未擊中乙而擊中了臨時出現的丙。案例二：甲以為前方是仇人乙，于是開槍射殺，但實際上是路人丙。案例一中，槍法不準是客觀因素，因而屬于打擊錯誤，案例二中，甲將丙誤當作仇人乙是對侵害對象的認識出現錯誤，因而屬于認識錯誤。

以上兩種模式對于大多數案件都行之有效，但面臨隔離犯時問題卻未必能迎刃而解。在德國和日本，學者們曾經為這樣一個問題而爭論不休：甲在乙的專用轎車上安裝了打開車門就會引爆的炸彈，并且確信只有乙會打開車門，不料乙當晚將車借給了朋友丙而導致丙死亡(假設甲對丙的出現沒有過失)，此時甲的行為構成打擊錯誤還是對象錯誤?國內司法實踐中也曾有相似的案例：吳某懷疑妻子與本村獨居的黃某有不正當男女關系，欲報復黃某，于是在黃某家灶內澆了汽油，但未料到黃某病重就醫(yī)，委托了徐某看家。當晚徐某為其做飯時，大火從灶肚內噴出，致徐某燒傷。

若從前述定義出發(fā)進行分析，兩個案例中，行為人對于受害對象是否有錯誤認識，成為了一個似是而非的問題。

(二)以錯誤發(fā)生的時間為標準

另有論者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錯誤生成機制”，根據不同的發(fā)生時間分為“內心預想階段”、“情景認證階段”、“行為實施階段”。依作者所述，“行為的源頭是主管心理判斷與目標追求，因而客觀發(fā)生的實際結果只能是犯罪目的的體現”，換言之，認識錯誤不能發(fā)生在行為實施階段。這一標準只在部分情形下排除了認識錯誤，但未對實質區(qū)分方法做出闡述。

(三)以行為人對實害結果的主觀心態(tài)為標準

根據學者柏*濤的觀點，對象錯誤中，行為人自始至終對于實害結果持故意心理，而出現打擊錯誤時，行為人對于預害結果的故意已經轉化為對于實質結果的過失，因此第一步應當考察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tài)。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有待商榷。首先，按照主客觀二階層的劃分，只有在滿足了客觀違法條件的前提下才需要進一步評價主觀內容，否則就可以直接排除犯罪的成立。違法層面上，對象錯誤與打擊錯誤事實上存在本質不同，對此筆者將在后文詳述。其次，行為人主觀上呈現何種心態(tài)，也受制于不同的學說。打擊錯誤存在具體符合說與法定符合說的分野，其中具體符合說將兩個結果分別評價，對于預害對象，行為人顯然持故意心理，對于實害對象則持過失心理;而法定符合說的框架下，行為人只有一個整體的故意。更重要的是，對于實害對象，行為人事實上不一定持過失心理，還可以是間接故意或者意外事件。以上文中案例一為例，丙臨時出現在乙身邊，若此行為完全無法預料，則甲對丙顯然既無故意也無過失;若開槍時丙就在乙身邊，甲明知可能傷害丙而開槍，則甲對丙持間接故意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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