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長期以來司法實踐中刑訊逼供禁而不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司法官員深信刑訊逼供能獲取有價值的證據(jù)從而有助于實體真實的發(fā)現(xiàn)。在此，我們無意否認刑訊逼供對發(fā)現(xiàn)實體真實的個案意義，但是，我們需要理性地沉思與審視的是：刑訊逼供是否有助于普遍意義上的實體真實的發(fā)現(xiàn)。

其實，刑訊逼供對個案意義上的實體真實的發(fā)現(xiàn)是有前提和條件的。它依賴于兩個預設的前提和條件：第一，作為刑訊逼供對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是本案真正的犯罪行為人。刑訊逼供是通過肉刑或者變相肉刑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主要是有罪供述，因而只有本案真正的犯罪行為人所作的口供，才是對真實案情的陳述與回復，才有助于案件事實真相的查明，才能作為破案和定罪量刑的根據(jù);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訊下所作的口供必須是客觀真實的。從理論上講，只有在上述兩個前提和條件同時具備的情形下，刑訊逼供對于實體真實的發(fā)現(xiàn)才是可能的;但是從刑事訴訟機制的運作機理來分析，現(xiàn)行刑事訴訟機制并不能確保這兩個前提和條件的實現(xiàn)。首先，從偵查機制來看，偵查權指向的對象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罪犯，而僅僅是嫌疑人;偵查權運作的結果既可能是查明案情、查獲罪犯，也可能是排除嫌疑人的犯罪嫌疑，因而偵查機制的運作并不能確保犯罪嫌疑人都是真正的犯罪行為人。從偵查邏輯上說，犯罪嫌疑人與犯罪行為人之間的同一性正是國家司法機關通過偵查程序要予以確認的事實，是偵查機關運作的結論而非前提，將犯罪嫌疑人與犯罪行為人之間的同一性作為刑訊逼供發(fā)現(xiàn)實體真實的前提條件，無疑是倒果為因。在司法實踐中，一旦發(fā)生犯罪嫌疑人并非真正的犯罪行為人的情形，刑訊逼供就只能是屈打成招，造成冤假錯案，正如**利亞所說：“無辜者被屈打成招為罪犯，這種事真是不勝枚舉”。在日本每年在偵查階段有40%多的刑事被疑案件和不起訴處理，試想如果對這40%多的刑事被疑案件中的嫌疑人都進行刑訊逼供，該造成多少冤假錯案，可能整個偵查機制都會運轉失靈，還談何發(fā)現(xiàn)實體真實;其次，刑訊逼供作為一種審訊手段，其自身機能并不足以確保犯罪嫌疑人在刑訊下作出客觀真實的供述。刑訊逼供“是想讓痛苦成為真相的熔煉爐，似乎不幸者的筋骨和真話并不那么自由”，軟弱的無辜者可能因為經(jīng)受不住刑訊的折磨而自認有罪，而強壯的罪犯則可能因為抵御住痛苦而拒不認罪，這樣，刑訊逼供只能“保證使強壯的罪犯獲得釋放，并使軟弱的無辜者被定罪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