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利益平衡理論

長期司法實踐中，我國一直把懲罰犯罪當作對被害人權益的保護，認為對被告人進行懲罰就是對被害人的保護，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民在懲罰犯罪這一點上同時得到了實現(xiàn)。但是在刑事訴訟中，以國家公權力對犯罪進行追訴，雖然能更好地保護國家、社會和公眾的利益，但是國家公權力的行使并不能有效解決不同主體利益存在差異的現(xiàn)實，特別是在國家本位主義觀念的引導下，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永遠高于個人利益，個人利益被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吸收，個人利益只能在國家利益中體現(xiàn)出來，除了國家利益之外，個人利益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和意義。而刑事被害人個人利益從一進入刑事訴訟程序就要做好被犧牲的準備，這對被害人來講是不公平的。即便是保護國家和社會整體的利益，也要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經(jīng)過充分的法律衡量和評判，并在充分考慮刑事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個人利益之后，才能具有正當性，才能在國家與個人利益之間維持最基本的平衡。否則，刑事訴訟就會變成弱肉強食的追究活動，成為強者以社會整體利益之名鎮(zhèn)壓、打擊弱小的少數(shù)人的強權行使活動，而不具有公正性可言。而在現(xiàn)行刑事司法體系中，人們逐漸認識到打擊和預防犯罪只能減少而不能消滅犯罪時，不得不轉(zhuǎn)而求其次，讓國家、社會、被告人和被害人對于法律在滿足自身權益問題上不斷斗爭與妥協(xié)，進而在國家利益、社會利益、被害人利益、被告人利益之間建立一個平衡的支點，求得權益保護的平衡，確保訴訟的公正。而刑事被害人量刑建議權的提出，正是這一妥協(xié)的集中體現(xiàn)，可以有效解決國家、被告人、被害人三者在法律上的平衡，實現(xiàn)利益最大化。

(二)國家追訴權補充理論

對有學者提出“犯罪的本質(zhì)是嚴重破壞公眾生存條件和生活方式的行為”的新犯罪本質(zhì)論[8]，筆者深表推崇。由于它揭示的生存條件和生活方式包含了“社會”和“個人”兩方面內(nèi)容，從而揭示了犯罪具有雙重屬性，即社會危害性和私人侵權性。在刑事訴訟中，由于國家獨占刑事司法，被害人訴權與國家追訴權具有高度一致性，所以，國家追訴取代了私人追訴，限制了被害人訴權的行使。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剝奪了私人追訴的生存空間，刑事被害人的訴權依然存在。作為自身合法權益遭受犯罪行為直接侵害的被害人，國家利益當然不能完全取代被害人利益，公訴機關的控訴行為也不能完全取代被害人的行為，作為理想的狀態(tài)，刑事訴訟應該最大限度地保障不同訴訟主體的不同利益需要。正如哈*克提出一樣“就法的目的而言，它不是制裁和強制，而是協(xié)調(diào)各種發(fā)生沖突的利益，為人們和諧相處、滿足人的基本需要提供規(guī)范安排。而國家追訴權的求刑過程和結(jié)果，也僅僅實現(xiàn)的是公共(國家)的報應觀念，而不能代表被害人個人的報應觀念。而刑事被害人享有量刑建議權的提出，既可以增強被害人參加刑事訴訟的積極性，利于國家追訴權的實現(xiàn);又可以根據(jù)自己的實際情況，充分自由地行使自己的選擇權，使自己個體報應觀念在刑事訴訟中得以真正實現(xiàn)。

(三)恢復性司法與刑事和解理論

作為代表人民大眾利益的國家，懲罰犯罪不僅僅是指向過去，還應當著眼未來，畢竟犯罪已成為過去式，雙方當事人還必須在社會中繼續(xù)生活下去。為此，當犯罪發(fā)生后，由于受害的不是國家而是被傷害的人，所以，犯罪人不是對國家負有“債務”并必須通過接受國家強加的刑罰才能夠償清債務。相反，國家應該把權利讓予被害人，通過加害人主動對受害人及時減輕其所受的傷害或加以補償，最大程度上實現(xiàn)被害人因其損害而提出的主張、要求或愿望，從而徹底解決糾紛，不但使被告人與被害人不再爭執(zhí)并歸于和好，而且在于恢復或修復被犯罪破壞的社會關系。而刑事和解恰恰可以滿足被告人悔改和被害人撫慰兩種功效，實現(xiàn)保障個人權利與融洽群體關系的最佳結(jié)合。特別是在現(xiàn)代的法治社會，刑法的目的已經(jīng)從懲罰、報復、壓制的一元化走向包括教育、矯正、恢復等的多元化狀態(tài)，恢復被破壞了的秩序和關系，促使被告人彌補其犯罪行為的損害后果日益受到重視。國家一方面通過確認犯罪行為的違法性，肯定原有的社會規(guī)范，以保護國家和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根據(jù)損害恢復愈合程度和被害人的意見，對被告人做出處理。而被害人量刑建議權的存在，可以使被害人的權益得到更大程度的恢復，有利保護被害人的權益。

(四)刑法契約化理論

儲*植教授在《刑法契約論》(《中外法學》，2009年第6期)中認為，在社會結(jié)構(gòu)重大調(diào)整的今天，作為刑法契約化的重要標志，罪刑法定原則的內(nèi)涵已經(jīng)演變成為“入罪堅守合法，出罪注重合理”，國家與國民之間的關系不再是一種對抗關系，而是一種國家為國民服務的平等社會契約關系，刑法立法就是國家與國民(通過選舉代表)在刑事領域內(nèi)依法訂立的有關權利義務關系的協(xié)議。因此，在國家處理罪刑關系上，依據(jù)契約平等和制約精神，做出的罪刑相當、重罪輕罰、有罪不罰是國民可能接受的情形;而重罰輕罪、處罰無辜是國民不能接受的情形并為刑法契約精神所不容。所以，作為一部成功的刑法，它不應該僅僅是剛性、冷面和無情，它還應該被賦予柔性、溫暖和人情。它的終極目標不應該是為了更好地打擊犯罪，而應該是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私權，實現(xiàn)人民的幸福生活。刑法契約理論不但使刑事被害人與被告人的程序選擇權和實體處分權得以充分實現(xiàn)，確保刑事判決更加注重程序理性和結(jié)果的人道化，而且可以彌補我國刑事司法中過分注重國家利益而對被害人、被告人利益可能造成的忽視，進而很好地兼顧國家、被害人、被告人三者利益。同時，它還能很好地解決現(xiàn)代刑事司法中公正與效率這一對矛盾，彰顯刑事司法中“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而刑事被害人量刑建議權的提出，正是刑法契約理論在刑事訴訟中的最重要體現(xiàn)，不但實現(xiàn)了刑法契約中的刑事法治，還能有效兼顧被害人與被告人訴訟權利、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平衡，實現(xiàn)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私權，實現(xiàn)人民的幸福生活。

(五)定罪量刑分離理論

中國1996年進行的“審判方式改革”，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對抗式訴訟制度的要素，沖淡了原來的超職權主義訴訟色彩，確立了所謂的“抗辯式”或“辯論式”審判程序。在定罪與量刑的程序關系上，仍然采用了定罪量刑一體化模式，在這種模式下，被告人始終是訴訟的中心，防止被告人受到任意定罪屬于刑事訴訟程序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而對被害人的權利保護卻始終面臨著一種“瓶頸效應”，對被害人的過多保護會對被告人的權利保障造成損害，以至于使被告人受到更為不利的程序?qū)Υ?。同時，由于我國的量刑過程不公開，控辯雙方都被排除在量刑的決策過程之外，被害人也難以對量刑問題發(fā)表意見和表達異議，從而，使法官在量刑上濫用自由裁量權，因而，定罪和量刑應當分離才適應現(xiàn)代司法理念的發(fā)展。被害人量刑建議權的存在，讓控辨雙方、被害人都參與到量刑程序中，讓被害人可以與被告人擁有完全平等的訴訟地位，都可以對檢察官的量刑意見提出質(zhì)疑，可以提出本方的獨立量刑意見，又可以參與到各種量刑事實情節(jié)的調(diào)查和質(zhì)證，從而對法官的量刑裁決施加積極的影響，提高了刑罰適用的透明度和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