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shù)人共同故意實行某種具體的犯罪行為時，由其中一人或數(shù)人的行為引起了超出基本犯罪結果的重結果，而刑法對該重結果規(guī)定了較基本犯罪更重的刑罰的，那么全體實行行為人能否構成結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是否就加重結果共同承擔刑事責任呢？對此，不同觀點，其理論依據(jù)也各有不同。

一、我國有關結果加重犯之共同正犯的觀點我國法學界通說認為結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行為的罪過形式只能是故意，如馬*昌教授指出，根據(jù)我國刑法規(guī)定，結果加重犯的基本犯只能是故意犯”。[1]（P654）因此，應該說對于在一定條件下，基本犯罪范圍內可以成立共同正犯，無論在理論界或是實際部門都沒有任何異議。但是在加重結果的范圍內能否成立共同正犯，則存有較大的爭議，學者存有不同觀點。

（一）肯定說陳*良教授認為在結果加重犯的情況下，共同犯罪人既然共謀實施某一犯罪，對于犯罪中可能發(fā)生的加重結果是應當有所預見的，所以主觀上亦有過失。因而共同實行犯中的各共同犯罪人對加重結果都應承擔刑事責任，而不論其加重結果是否由本人的行為直接造成。例如，甲乙共謀傷害丙，在共同傷害的過程中，甲不注意，一石擊中丙的頭部致其死亡，構成了故意傷害罪的結果加重犯。為此，甲乙應成立結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2]（P419）可見，他認為對于加重結果是過失形態(tài)的結果加重犯，其共同正犯是能夠成立的。

（二）區(qū)別對待說有學者認為關于數(shù)人共同實行結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并引起重的結果發(fā)生的情況，是否成立結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應區(qū)別如下兩種情況：其一，對因部分行為人的行為造成的加重結果不能要求其他共犯人共同負擔加重結果責任；其二，對因全部行為人行為造成的加重結果則共犯人均成立結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該學者認為在全部行為人的行為造成加重結果的情況下，無部分行為人行為過限與部分行為人行為未過限之分，而是由于共犯人的行為整體極具壓力，導致加重結果的發(fā)生，其行為合一觀察當然含有可能發(fā)生加重結果的原因力。其行為整體和加重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在這個因果關系鎖鏈中，各共同正犯人的行為均不可缺少。要求他們共同承擔加重結果責任有其客觀基礎。[3]（三）否定說有學者認為，從共同犯罪的概念和構成要件上看，只有行為人對加重結果持故意的結果加重犯類型才可能成立共同犯罪，即只有這種類型的結果加重犯，行為人之間才可能產生共同犯罪的故意———即共同犯罪的意思聯(lián)絡。如果數(shù)個共犯人就實行基本犯罪產生共同的意思聯(lián)絡，由于行為人中的某人過失地引起加重結果，就加重結果的產生而言，是否存在過失，與結果加重犯的整體成立共同犯罪無關，即結果加重犯的共同犯罪的成立僅限于對加重結果具有共同故意地實行并產生的結果而言，與共同行為人的過失，甚至是共同過失，也沒有任何關系，這樣的結論是從我國刑法對共同犯罪的規(guī)定及對其構成要件的分析中得出的當然結論。[4]（P172）

二、結果加重犯共同正犯之成立條件由上述理論觀點可知，對于結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的成立，國內刑法理論界存在不同觀點。我們認為，應結合我國刑法中的相關規(guī)定，對結果加重犯之共同正犯的成立與否進行判斷。

（一）成立前提———加重結構的罪惡過形式必須為故意行為人對加重結果的罪過形式如何，直接關系到加重結果范圍內共同犯罪的成立與否問題，因此有必要首先加以論述。在對如何理解加重結果的主觀罪過形式問題上，我國學者的認識不一。如陳*良教授認為：對加重結果，行為人既不能是客觀歸責，也不能故意，而只能是過失”。[5]（P605）而馬*昌教授等人則指出加重結果的罪過形式，少數(shù)罪限于過失，多數(shù)罪既有故意也有過失”。[1]（P657）

我們贊同馬*昌教授等人的觀點。從我國刑事立法中關于結果加重犯的規(guī)定來看，行為人對重結果的罪過形式最典型的多是過失（例如，對故意傷害罪中的致人死亡”，強奸罪中的致人死亡”，非法拘禁罪的致人重傷、致人死亡”等等，皆只能出于過失，故意不能構成），但在某些立法例中，并沒有排除故意存在的場合，即對某些結果加重犯的重結果的罪過形式，既可以是過失，又可能是故意。如犯強奸罪致人重傷和犯搶劫罪致人重傷、死亡，一般而言，行為人對這些重結果的心理態(tài)度是出于過失，但也可能出于故意；在出于故意的情況下，并不能成立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仍只構成強奸罪或搶劫罪的結果加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