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某建設公司于2005年承接了滬蓉西高速公路部分標段的工程，為此**建設公司將部分工作分包給一些小的施工隊。這些小的施工隊一般是由幾十個農民工組成，其中一個人牽頭。他們的工作內容是挖坑，打涵洞等體力活。**建設公司為了便于管理，在宜昌成立了項目部，負責現(xiàn)場各施工隊的工作量的核算工作。宜昌項目部經營到2006年，因自身原因要退出該工程，于是就產生了同施工隊的結算糾紛。福建的一包工頭于某撤場時，手里就拿了一張蓋有宜昌項目部公章的結算清單，清單的欠款數(shù)額為120萬元。于某認為，有了結算清單，即便宜昌項目部拿不出錢，**建設公司也要承擔責任。所以于某撤場時，給大部分農民工結清了他們的工資，但等他向宜昌項目部要錢時，才發(fā)現(xiàn)事情比他想象的要麻煩許多。宜昌項目部其實是個人承包的，因工程虧損承包者拿不出錢給于某，于某很長時間都拿不到錢。

2008年，眼看2年的訴訟時效要過了，于某不得已在福建法院起訴**建設公司和宜昌項目部。于某拿著結算清單，認為憑此證據(jù)一定會勝訴，但沒想案件從一開始就陷入僵局。宜昌分*司不僅否認自己在宜昌承包過工程，而且否認結算清單上的公章，宜昌分*司稱從未使用過該公章，于是福建法院要求于某舉證證明，宜昌分*司對外使用過該公章。于某感覺自己上了當，明明是被告的公章，卻要原告來舉證，于某一時一籌莫展。

后來于某聽說**建筑公司和宜昌分*司因其他案件，在宜昌法院被別人起訴過，便抱著希望千里迢迢來到宜昌尋找線索，但宜昌之行收獲甚微，沒有找到有價值的證據(jù)。迫于無奈，于某只好撤回了起訴。我見到于某時，已經是2010年。眼看撤訴又要2年了，于某不甘心自己的血汗錢過了訴訟時效，而無法得到法律的保護。這個案件的特殊性在于現(xiàn)有證據(jù)不足，還需要收集材料。當?shù)弥瞬撤ㄔ簩徖磉^**建筑公司和宜昌項目部的工程合同糾紛后，我們把取證重點放在宜昌法院審結的案子上。經過調查，我們終于在宜昌法院找到了有關二被告的案子，通過查看案卷材料，我們找到了宜昌分*司蓋有公章的單據(jù)，而這個公章已經被宜昌法院生效判決確認了效力。有了這些證據(jù)，我們在宜昌法院起訴了**建筑公司和宜昌分*司。

按道理講案件到了這一步，二被告應該承認欠款事實了，但宜昌法院的審理過程也破費周折。宜昌分*司還是不承認在宜昌做過事，并且提出要對于某提交的公章進行鑒定，但在法院聯(lián)系了武漢的鑒定機構后，宜昌分*司又拖延繳納鑒定費。就這樣一折騰，半年過去了，最后宜昌法院以二被告不繳費，視為其撤回鑒定申請，重新組織開庭。等原、被告雙方再一次坐在庭上時，被告又提出了新的理由。原來被告趁這段時間跑到工程的總承包商**公司去了，他們讓**公司出具了證明，說和**公司直接接觸的是浙江某公司，**公司從未將工程發(fā)包給**建筑公司，也同**建筑公司無直接的經濟往來和合同關系。被告的意思是，既然總承包商新疆都說和**建筑公司沒有關系，那宜昌項目部就更不可能在哪里接工程了。二被告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庭審中，法官就新的證據(jù)詢問我的意見我向法庭說明：“和**公司直接接觸”，是指和**公司發(fā)生直接合同關系和結算關系的，是**公司。

所以**公司只認**公司一點都不奇怪，但這并不能排除**公司有分包或轉包的行為。事實上，即便**公司將工程部分轉包給了福建公司，**公司和福建公司之間還是沒有合同和結算關系。所以本案爭議的并不是**公司認為誰做了工程，而是原告做的工作是否由**建筑公司承擔責任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講，這份“證明”的內容同本案沒有關聯(lián)性。法官最后采納了我的意見，判決**建筑公司支付全部的工程款。案件雖然勝訴了，但從中我們要看到索要農民工工資案件的復雜性。由于法律意思的欠缺，這類案件大多原告的證據(jù)不是很扎實，而且被告一般是很有實力的公司，雙方的經濟條件不對等，這在訴訟過程中表現(xiàn)的尤為明顯。被告會千方百計混淆事實，而不會束手就擒。這就要求辦案律師一定要抓住案件的主線，不能受對方的影響。國家在保護農民工這一弱勢群體的同時，我也想提醒一下農民工，現(xiàn)在工程轉包、分包的現(xiàn)象大量存在，下力時也要多留個心眼，盡量保留好平時工作的完工單，工程結束后及時做好結算工作。

【審理】

案子又經歷了二審，被告向法庭提交了大量新證據(jù)，想證明工程實際施工人不是被告。但二審法院明確指出，這些都不能否認被告承擔債務的事實。二審法院最終維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