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章小某因盜竊被抓獲，自報姓名為章大某，民警亦從其身上搜繳到一張姓名為章大某的機動車駕駛證，與戶籍信息上的照片及基本信息大體一致，偵查人員據(jù)此確認其身份，法院也作了判決。刑罰執(zhí)行完畢，當監(jiān)獄將釋放通知書送達該犯所居住社區(qū)時，該犯父親向公安機關(guān)反映章大某系其大兒，一直在其身邊，未曾服刑。后公安機關(guān)調(diào)查，章小某與章大某系孿生兄弟，其曾犯故意傷害罪被判刑，為減輕罪責，遂臨時起意盜用其哥哥的身份。

【分歧】

在對被告人章小某所作判決生效并執(zhí)行完畢之后，法院才查明其真實身份，此時如何更正判決書中被告人身份信息，產(chǎn)生了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應當啟動再審程序進行更正。理由是被告人章大某隱瞞犯罪前科，需酌情從重處罰，屬量刑不適當，因此應啟動再審程序予以更正。

第二種意見認為，以裁定方式更正即可。依據(jù)是《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390條規(guī)定“原判決、裁定認定被告人姓名等身份信息有誤，但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shù)?，作出生效判決、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通過裁定對有關(guān)信息予以更正。”

【評析】

筆者同意第一種意見。理由如下：

在司法實踐中，判決書有誤的更正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第一種是加蓋校對章更正，這種方法簡便易行，曾經(jīng)普遍使用，但沒有法律依據(jù)。同時，在法律文書上涂改、添加、加蓋校對章，這有損法律文書的嚴肅性和權(quán)威性，應當禁止。第二種是裁定更正，比如民訴法154條之規(guī)定，用裁定補正判決書中的筆誤。第三種是再審更正，比如錯誤涉及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問題。由此，當前判決書有誤的更正方式只有兩種：裁定和再審更正。

那么，怎樣區(qū)分再審和裁定更正呢?

先看法律的規(guī)定，民訴法154條和《解釋》390條其實表達的是一個意思，即只要是不涉及實體和訴訟權(quán)利的，不影響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不影響定罪量刑的，就以裁定進行更正，否則就應當再審更正。

再看刑事判決書被告人身份信息中哪些內(nèi)容可能影響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刑事判決書身份信息包含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民族、學歷、職業(yè)、家庭住址、前科劣跡情況等內(nèi)容。其中常見的可能影響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內(nèi)容有兩個：一是“出生年月日”，如未成年人是法定的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情節(jié);二是“前科劣跡情況”，如累犯是法定的從重處罰情節(jié)。

對于“出生年月日”有誤，如果信息有誤導致法定情節(jié)沒有認定的，如本是未成年人的認定為成年人，那么就屬于事實認定錯誤，應以再審方式更正，否則就以裁定方式更即可。

對于“前科劣跡情況”有誤，如是涉及累犯、再犯的認定與否，則毫無疑問應以再審方式更正，比如五年內(nèi)再犯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被告人故意隱瞞前科。復雜的情形是僅作為酌定量刑情節(jié)時前科劣跡情況有誤的更正，因為前科劣跡情況不一定會影響量刑，比如有的地方僅對有前科的，且前科犯罪不是過失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從重處罰。這同時就意味著，僅有劣跡的，前科犯罪是過失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的，是不影響量刑的，至少不至于造成量刑失當，因此，這種情形是可以用裁定更正的。對于其他前科，一般是要酌情從重處罰的。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除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外，還應包括姓名、年齡、職業(yè)、住址、前科等情況。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身份等情況與真實情況雖有差別，但不影響定罪量刑的，應認定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等情況，影響對其定罪量刑的，不能認定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因此，被告人隱瞞影響量刑的前科情況不能認定為如實供述，也就不能適用刑法67條第三款的規(guī)定，由此導致判決書有誤的，不能以裁定方式更正。

回到本案，被告人章小某隱瞞自己的前科，導致法院在判決時沒有考慮前科的從重處罰情節(jié)，影響了量刑，錯誤適用了67條第三款的規(guī)定，不符合《解釋》第390條的規(guī)定，不能以裁定的方式更正，而應當以再審的方式更正。